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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联俊:网络空间党的政治建设问题探析

字体: 2019年08月14日 浏览量: 来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作者: 陈联俊 发布:新闻中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指出要“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①。“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②,关系到党能否在新时代更好地带领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明确了政治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的战略定位,抓住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问题。”③互联网技术对经济社会影响巨大,广泛渗透在人民生产生活之中,“网络空间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发展基础之上,逐渐形成的人们交往活动的虚拟空间”④。在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带来的党的政治建设变化,只有及时发现网络空间中党的政治建设问题,并采取针对性对策,才能不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增强党的政治力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一、网络空间党的政治建设问题的表现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根本要求。”⑤党的政治建设主要包括维护党的政治领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党的政治制度、提高党的政治能力等。在网络空间中,党的政治建设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受到冲击

“在信息社会的冲击下,传统的控制型权力结构分崩离析,由分散化的权力结构所替代。”⑥网络空间中来自不同领域的力量展开了权力争夺,个体与群体的组合方式在不断变化,从而也持续地创造出新的权力主体。不同主体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吸收的社会成员不同,从事的社会活动不同,产生的政治影响不同。

一是对政治立场方向的影响。政治立场体现政党性质。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坚守政治立场,才能凝心聚力,发挥出最大团结力量。但是,网络空间中政治思潮多样、多元、多变,通过不同的网络技术手段渠道渗透传播,尤其对不同个体思想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逐渐消解党的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和统一性。网络空间中不同的政治群体,也在不断传播自己的政治观念,带来政治威胁。

二是对政治原则路线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原则和路线方针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维护共产党的发展道路实质上就是捍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中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基于各国实际情况,在不同人群中传播扩散,产生不同的社会影响。在互联网传播政治路线的过程中,基于政治利益考量,不同主体会对之进行不同的解读和转换,甚至会曲解、反讽和丑化,从而带来不良的政治后果。

三是对集中统一领导的影响。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背景下,集中统一的政治领导对于统一全党意志、凝聚全党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作用。“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包括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在内的网络人士大量涌现”⑦,网络空间中无边界的信息流动带来异质化思想的冲击力越来越大,导致一些网民对领导权力的合法性、领导人物的权威性、领导方式的合理性等产生质疑,对此需要基于网络空间设计政治领导机制,防止网络政治领导权旁落。

(二)党内政治生活形态发生转变

党内政治生活关系的建构对于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有着基础性作用。党章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党的领导干部还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⑧

在网络空间中,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虚拟社会关系代替了现实社会交往,符号化的主体表达代替了直接的政治交流,政治主体交往空间大大拓展,不再局限于地理时空限制,可以在不同的网络组织之间进行话语转换,而且由于网络空间中的技术中介性特质,政治主体之间的交流显现出隐蔽性、复杂性和交叉性,由于组织生活形式的变化,原有的组织运行机制也发生变革,组织体系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交流越来越多,而且随时会与其他社会组织产生信息沟通,对党的不同层级组织领导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组织生活必须适应网络空间组织的立体化、多元化、视觉化的表现形式,适时进行组织创新,不断改进网络政治沟通效能。在网络空间中,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生活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既能使党员及时感知社会变化和群众心声,也可能导致部分党员干部模糊自身的思想意识,忽略党的组织原则,放弃示范带头作用,或者忽视网络空间中的交流特性,放松对自己的网络政治要求,甚至出现违背党性原则的言行。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文化形态发生作用的方式是无形的,但影响却是长期的。“发达国家通过网络向受众连续不断地传递文化信息,将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强加于人,不可抗拒地影响受众对其的感受和价值判断。”⑨网络文化以其特有的具象化表征迥异于现实文化,网络政治文化呈现交融和交锋的特点,不同政治派别、理念、思潮、观点等并存,彼此之间对抗和冲突几率大大增加。党内政治文化生态不可避免地受到网络文化冲击,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干部可能会沉浸在网络自由主义文化氛围之中,被错误观念所诱导,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演变的思想俘虏。

(三)党的政治制度建设需要加强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⑩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集中制来吸纳全党的智慧力量,同时保证党的决策效能,对党和国家的发展起到政治保证作用。

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党在网络空间中的民主集中制度在无形之中被逐渐改变,民主的范围看似在不断扩大,党员个体的信息自由在不断扩张,个体可能通过网络技术获取瞬时的信息资讯,政治视野不断拓宽,思维能力不断增强,但是网络空间民主却可能遭遇“信息陷阱”,即个体获得的繁杂信息越多,政治信仰的坚定性越薄弱,对主流政治信息的怀疑批判性越突出,出现“群体极化”现象。(11)“在商业化的网络空间中,真实的民意和公民参与所诠释的民主有可能被无所不在的商业利益侵蚀和封杀。此外,网上恶搞、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情绪化和非理性行为也容易导致网络民主走向反面”(12),逐渐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优势。

同时,网络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提供了生存空间。“移动互联网使人的社交关系更为复杂多样,呈现出‘缺席的在场’与‘在场的缺席’两种并存状态。”(13)以微信为代表的网络工具更是为“圈子文化”提供了技术基础,个体可以在微信空间中构建起符合自身利益的群体交往,从而将圈子利益和整体利益区分开来,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为两面派和两面人提供技术支撑,对党的执政根基形成了一定的威胁。网络空间中部分党员干部忽视自身的政治角色和政治定位,难以通过政治制度加强政治修养,党内“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民主评议的制度环境发生改变,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也就更加突出了加强网络空间党内政治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四)党的政治能力水平要求提升

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能力水平要求各不相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14)在网络空间环境中,党的政治信念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多,既有虚拟技术带来的政治风险,也有利益分化带来的政治意识碰撞,还有文化交融带来的思想观念的交集以及社会扁平化带来的不同阶层诉求的表达,对党把握方向、大势、全局的能力以及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在政治责任担当上,网络空间主体是以不同符号作为身份表达的,无形之中降低了政治主体的自律要求,加大了追责的成本和概率。网络空间中如何坚定党员干部的政治理想,提升政治素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在政治能力历练上,信息技术变化速度迅捷,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进行能力培养,需要强化党员干部的自我激励和自我提升能力。如何促使党员干部了解网络信息的传播规律、网络舆论的变化规律、网络思潮的发展规律,能够因时而变、因势而行,适时转化矛盾、化解冲突,成为网络执政的行家里手,这些都值得深入探索。

第三,在政治纪律约束上,网络空间中党员干部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加,社会交往领域大大拓宽,可以随时随地与国内外政治派别、势力接触,无形之中加大了违反政治纪律的风险。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社交媒体的运用几乎渗透在所有工作生活之中,党员干部无法将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分割开来,既有保持自身政治定力、抵御政治诱惑的考验,也有维护党员政治形象、体现政治作风的考验。网络空间中的社会交往表达范式呈现出碎片化、感性化、娱乐化倾向,理性化语言传播效率大大降低,党员干部需要在网络空间中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学会走网络群众路线,深刻认知网络互动的特点和趋势,不断改进自身的网络沟通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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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成网络空间党的政治建设问题的原因

为什么在网络空间中党的政治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网络思想层面的,也有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的,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

(一)网络错误思潮推动

网络空间出现的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极易按照不同的利益和诉求聚集起来,进而壮大声势,扩大影响。

一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指“把个人利益绝对化,一切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它是私有制经济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15)。网络空间中信息流动的全球化,无形之中推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流行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解体。在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网络空间,个体通过网络获得在现实社会难以发挥的传播力量,不断唤醒自己的主体意识和利益诉求。可以说,个人主义利用网络技术获得了滋生的温床和载体,同时还会在网络空间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二是分散主义。“分散主义是一种各自为政的思想和行为,它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想独立行动而不顾整体协同,是个人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16)分散主义破坏党的集中领导,损害党内团结统一,影响党的政治形象。在网络空间中,分散主义以社交媒体为手段逐渐呈现出来,比较典型的是圈子文化——微信、微博、QQ等都在圈子文化塑造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圈子文化事实上就是以小集团利益、价值和追求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群体文化。“圈子文化是破坏党内政治生态的顽疾,危害不容小觑。”(17)网络空间的圈子文化更具隐蔽性、随机化和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突破了党的纪律和规矩的要求,依赖于不同的“潜规则”运行,给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带来危害和冲击,逐渐侵蚀党的政治建设,导致党内关系的庸俗化,破坏党内政治生态。

三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一团和气,放任自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无组织无纪律,不关心群众疾苦,个人利益第一等”(18)。自由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政治思潮,在互联网技术助力下得以不断扩散变种。网络空间的自由主义思潮与个人主义密不可分,它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并在不同网络领域中体现出来,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危害极大。对于网络空间中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加入其中,发表不当言论,破坏党的网络政治形象,或者对于网络空间中人民群众反映的呼声置之不理,解决问题毫无作为,我行我素,不能有效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都是网络自由主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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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政治影响扩大

在网络空间中,互联网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技术逻辑对于政治主体关系和活动变化产生决定性影响。

一是网络政治关系。网络技术建构起来的社会空间中,所有的政治关系都离不开技术推动,技术变化会带来政治生活的变化。尤其是政党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大大拓展,技术将个人时间与工作时间紧密结合起来,打破了时空界限,大大提升了政治效能,同时也模糊了政治界限。政治关系之间的交叉融合度不断增加,不同性质的政党竞争范围不断扩大,“互联网的潜能使以前被边缘化的或是新的党派出现并与老党派展开竞争,也可能有助于无党派甚至反党派的政治运动”(19)。而且,互联网技术也在政党与个人之间关系建构上产生革命性的冲击,政党通过社交媒体可以传递自己的政治信息,个体也可以直接在网络空间中全面了解政党主张,并通过社交工具进行支持或反对,形成网络舆论效应,带来新的政治变化。

二是网络政治动员。网络空间中党的政治建设需要加强政治活动,尤其是网络政治动员能够不断强化党的政治凝聚力和吸引力。网络政治动员是指政治主体利用网络技术进行政治活动,实现政治目的的过程。“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与政府网络政治动员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状态。”(20)在网络空间中,不同政党的政治动员效果差异明显,既有政党自身实力的影响,也与政党适应网络技术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有关。中国共产党在现实社会中具有严密的组织动员机制和丰富的政治动员经验,在网络空间的政治动员中,同样需要进行探索和尝试,逐步建立适应自身政治目标的网络动员机制。

三是网络政治生态。“网络政治生态是网络空间范围内,网络政治主体及其环境之间形成的结构功能关系。”(21)网络空间党的政治建设离不开政治生态环境,不同的政治生态需要不同的政治建设举措。在网络政治生态系统中,政治主体在不同的环节发挥自己的价值作用。一方面,政治运行机制更加公开透明,无数个体通过互联网对政治机构和政府人员进行网络民主监督,从一定意义上促进党的政治公信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政治议题的随机性和个性化色彩越来越明显,多样化的政治议题在不知不觉中催生政治极化现象,诱导网络舆论偏向,不利于开展党的政治建设。

(三)网络利益结构变化

“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22)在网络空间中,不同的社会群体都在搜寻能够扩大自身利益的机会,推动网络社会结构变化。

一是利益主体。在网络空间中,利益主体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伴随信息技术进步而发展的网络产业,极大地丰富了利益主体内涵,扩大了利益主体范围。随着网络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进程不断加快,加入网络利益主体的产业人群数量加速增长,逐步促成了网络虚拟市场的繁荣。值得高度关注的是,网络空间中的违法犯罪行为随之出现,带来的巨额利润刺激着资本投入。也就是说,网络空间利益主体的两面性特征明显,既有积极促进社会发展的商业主体,也有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主体。不同的利益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带来政治主体和政治建设的变化。

二是利益逻辑。网络空间中的利益逻辑体现的流量化、平台化、整合化趋势越来越突出。网络空间中流量决定着社会影响,决定着市场关注度,也决定着利益来源途径。网络空间中的平台效应越来越突出,要想在海量的网络信息中体现自己的利益价值,必须要塑造社会知名度高的网络平台或网络品牌,尽量减少网络流通中的信息损耗,保证利益渠道畅通。网络技术的渗透性决定着利益整合性越来越强,不同的利益主体可能在网络空间中跨界合作,进行网络商业模式创新,推动网络利益格局变动。利益格局的变化预示着政治基础的变革,促进政治建设生态改变。

三是利益风险。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增加了利益冲突性和不确定性。从利益冲突来说,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激化,信息的透明化促使网络空间中的利益竞争更加明显,网络利益主体要在利益冲突中寻找机遇,需要利用多重途径方式,甚至可能突破政治和道德底线。网络空间中利益风险的隐蔽性和扩散性尤为突出,技术、信息、市场、管理、制度等都会从不同层面带来风险挑战。网络政治风险也会与利益风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改变党的政治建设要求。

(四)网络意识形态对抗

“互联网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战场、最前沿。”(23)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交融、交互、交锋的现象层出不穷,既有显性的意识形态冲突,也有隐性的意识形态渗透。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对网络话语权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充斥在网络空间不同领域之中。

一是国内外意识形态。“从战略上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信息强势’和‘网络霸主’地位,以互联网为媒介和渠道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24)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但是,网络空间中西方国家企图用新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来颠覆马克思主义,方式多样,手段多变,既会大张旗鼓地鼓吹西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学说,也会渗透在以网络影视、游戏等载体的文化产品之中,通过推销西方的名词概念、消费导向、文艺器物、生活方式等争夺意识形态阵地。

二是党内外意识形态。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不仅有中国共产党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样存在着多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如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这些意识形态来源的复杂性,也会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不可忽视的挑战。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空间影响广泛,通过重新解读历史等手段,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由于它们往往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极具欺骗性和蛊惑性,对扰乱社会思想、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起到关键性作用。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表现充分,打着“维护民众利益”的旗号,迎合大众情绪和意愿,谋求政治关注和政治利益。民粹主义貌似追求民主,迷惑大众,但由于没有从长期的政治考量出发,反而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文化复古主义提倡回归传统文化,寄希望于以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复兴中华民族,实质上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状况,最终必然陷入表里不一的失败境遇。

三是网络内外意识形态。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与现实意识形态之间交流频繁,彼此联动,形成新型意识形态格局,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发展。“由数字技术、影视媒体和互联网推动的视觉文化,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替代文字文化的统治地位。”(25)网络空间中的技术发展促进了意识形态感性表达的兴起,就是通过表情包、动漫、游戏、视频、直播等来呈现不同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改变现实意识形态理性传播路径,从而将意识形态对抗形式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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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空间党的政治建设问题的应对

网络空间中党的政治建设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并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改变表现形式,需要切实强化解决对策,凝聚政治力量,实现政治目标。

(一)规范党员网络政治言行

在网络空间党的政治建设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党员干部的言行规范问题。“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26)有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够坚定,难以抵御各种腐朽错误思想的侵蚀,表现为网络空间中的言行与现实言行不一,在公开正式场合拥护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在网络私人社会交往中发牢骚、说怪话,甚至攻击党的领导地位等,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加强网络空间党的政治建设,需要从三个方面规范网络政治言行。

一是加强网络政治言行培训。在网络空间中,“现实本身(亦即人们的物质与象征存在)完全陷入且浸淫于虚拟意象的情境之中,那是个‘假装’的世界,在其中表象不仅出现于屏幕之中以便沟通经验,表象本身便成为经验”(27)。部分党员干部难以适应互联网传播带来的巨大变革,不能适时提升网络认知能力和水平,造成信息上的滞后和工作上的被动。要提升党员干部的网络政治素养,需要切实加强网络教育培训,既要及时培训网络前沿技术,掌握最新网络信息传播手段,熟悉网络运行机制,也要不断把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培训内容,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增强政治敏感度和鉴别力,筑牢政治思想防线,抵御网络空间中错误社会思潮的腐蚀诱惑。

二是网络政治纪律法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员干部要想获得人民真心支持和拥护,就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网络空间党员干部的政治言行接受法律和党纪党规约束既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需要,也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要求。规范党员干部的网络政治言行,既需要及时根据网络技术发展,不断创新党纪党规,加强对网络政治法规的研究,避免短期效应,形成长效机制,还要注重提升党员干部联系实际,进行网络空间创造性工作的能力,切实增强网络空间党的政治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是完善网络政治言行监督。“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发挥舆论监督包括互联网监督作用。”(28)党员干部的网络政治言行随时可能成为导火索,引发不同程度的政治事件,需要接受纪检机关、媒体舆论、社会大众等不同方面的监督约束。只有将党员干部的网络政治言行纳入监督体系之中,才能促进党员干部加强网络自律,切实发挥出言行示范作用,带动网络政治生态的转变。

(二)强化网络政治内容建设

网络空间中的政治主体要想得到更多的政治关注,必须要不断地进行政治内容输出和转化,转变网络政治环境。

一是规制资本导向。党的政治建设离不开利益导向,只有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才能有效地加强政治建设,促进政治发展。网络空间的信息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被资本钳制,服务于资本利益需求。凡是有利于资本增值的信息内容,就能够加快流动,反之则可能被扼杀在萌芽之中。要恰当地运用多重方式在网络空间中体现党和国家的政治意志。不能放任资本主宰一切,既要发挥资本活力,又要控制资本的政治方向。党和国家的主要政治网站和社交媒体要牢牢掌握在国有资本之中,避免资本股权稀释带来的政治话语权失控。(29)

二是壮大政治声音。当前网络空间中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倾向盛行,能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大多是充斥着商业欲望和感性诱惑的信息资讯。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呈现的“三俗”声音借助网络技术的声光效应,吸引公众眼球,甚至得到国外势力的推波助澜,实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加强网络空间党的政治建设,不可能仅靠个别网络载体发挥力量,必须要明确网络空间的主流政治导向,占据网络空间的主要传播渠道,旗帜鲜明地展现党的政治主张,要将体现政治意志作为网络空间主体的政治任务。

三是转化政治话语。政治内容的传播需要有合适的话语表达形式,网络空间的话语表达突出受众需求,只有从受众心理出发,才能获得最佳传播效果。网络政治话语既要坚定政治立场,也要适应网络传播规律,将注重宏观叙事的理性论述转化为微观透视的感性表达,通过具象化的网络传播手段,创造出喜闻乐见的政治素材,激励人民群众自发地进行政治传播,从而加速实现政治现代化目标。互联网技术“赋予了网络参与主体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平等,建构了一种自由表达的机制”(30)。在网络政治话语转化中,要突出青年的政治需要,满足青年政治期待,既要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青年科学认识社会发展趋势,也要充分调动青年的政治情感,动员其参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

(三)引导网络政治舆论倾向

网络政治舆论与党的政治建设相辅相成,只有构建良性政治互动机制,才能将网络舆论转化为推动政治建设的契机。“舆论场中的‘泛社会化’、‘倒逼’与‘越位’等舆论现象等对党的舆论引导力造成一定程度的挑战。”(31)任何现实问题都可能迅速在网络舆论中发酵放大。在引导网络政治舆论过程中,需要从以下方面加强力量。

一是网络政治舆论预案。网络政治舆论与重要政治事件有着紧密联系。根据政治事件的历史影响,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网络政治舆论应对方案,充分考虑重要历史人物、时间、地点等因素的连锁反应,并采取相应对策。在网络政治舆论中,党和国家重要历史人物的政治评价经常会成为舆论起点,要对此进行预案准备,以防止舆论偏向。在处理网络政治舆论事件中,要分门别类地对不同类型参与者进行心理分析和行为评估,既要有整体上的正面引导,更要有个性的差异化对待。网络政治舆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可能转化为政治问题,要解决网络政治舆论,必须要找到舆论成因和内在逻辑,防止误判形势,起到负面效果。

二是网络舆论应急机制。网络政治舆论的发生不可避免,而且可能循环往复,需要全方位调动资源,建立应急机制。从人员配备上,需要培养一支既有一定政治素养又能熟练运用网络技术的骨干队伍,能够第一时间进行正确舆论研判和分级处理,防止舆情误判带来事态扩大和矛盾激化。从部门配合上,需要调动多部门联动合作,既要有擅长处理突发舆情事件的行政人员,也要有善于转化矛盾冲突的公关专家,还要有长期从事舆论传播研究的专家学者等,才能发挥应急舆论处理的综合效应。从舆论引导上,要对舆论性质进行分类处理,通过多样化的评估体系来对舆论演化进行适时监控,保证网络政治舆论的可控性。

三是网络舆论领导权。“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在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上立场坚定。”(32)网络政治舆论中的信息膨胀、技术控制、传媒文化、语言传播等都可能消解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强化网络空间党的政治建设需要切实重视把握网络政治舆论领导权。网络空间权力呈现出知识化、分散化、个体化特征,掌握政治舆论领导权需要高度重视党在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权威性,党员干部要亲自示范,积极与群众交流沟通,用真实详尽的数据说服群众,用亲切易懂的网络语言打动群众,针对不同的受众对象打造舆论矩阵,塑造舆论场景,获得网络民众的理性认同和情感认同。

(四)发挥网络政治治理功能

网络空间党的政治建设是长期系统性工程,“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33)。网络空间的政治治理是按照既定的政治要求,对网络空间的政治秩序进行规范协调,实现政治目标的过程。

一是政治治理的主体。网络政治治理中党和政府要及时将最新的政治成果传递到网络空间之中,保证网络意识形态的主导方向,不断通过网络技术听取民众呼声,吸收民众意见,沟通上下渠道,畅通表达路径,将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归纳起来,加以综合解决,才能发挥领导作用。网络空间中的企业和个人需要明确自身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既要能够利用网络技术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贡献政治智慧和政治力量,也要在网络社会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用实际行动体现政治责任。网络空间中的社会群体组织形式多样,不同的政治活动影响各不相同,“行业自治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一股重要力量”(34),要将网络空间主体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并列起来,提高网络空间政治治理的实效性。

二是政治治理的内容。网络空间政治治理就是要加强和完善党的网络政治领导权,发挥调动网络空间不同主体的活力,维护网络政治主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政治发展道路,并且利用互联网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地制度化发展,在网络空间中体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政治优势。网络空间政治治理的关键是建立起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网络信任关系,“长期共享信息的过程会使得人们建立基本的信任,这种信任极大降低了协商成本,增加了信息的生产效率”(35)。所以,要逐步建立公开化、透明化、法治化的信息共享平台,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中对信息质量的需求。

三是政治治理的路径。网络空间政治治理要坚持正确的方法论,突出问题导向,抓住群众反映突出的热点问题,强调网络空间政治治理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以治促建,重在建设。网络空间中话语权力争夺逐渐出现,影响到了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要通过法治路径来进行意识形态治理,实现网络政治秩序的合理化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36)网络空间党的政治建设问题的出现和存在是长期性的,关系到信息化时代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深入研究其变化机理、影响因素和实践对策,才能保证党的政治建设方向和效果。

注释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③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310页。

④陈联俊《网络空间中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挑战与应对》,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6期。

⑤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310页。

⑥刘文富《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7页。

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5页。

⑧《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5页。

⑨刘文富《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28页。

⑩《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11)参见徐明江《“网络民主”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4期。

(12)陈潭《治理的变革:网络空间的意义世界与行动逻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13)王力《移动互联网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15)许征帆《马克思主义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1—62页。

(16)杨海波《坚决反对分散主义》,载于2017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17)孔德永《防止和反对圈子文化须臾不可松懈》,载于2018年3月14日《人民日报》。

(18)许征帆《马克思主义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1页。

(19)[英]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

(20)娄成武、刘力锐《论网络政治动员:一种非对称态势》,载于《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

(21)孙萍、赵海艳《网络政治生态界说》,载于《探索》2016年第4期。

(22)[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220页。

(24)刘永志《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新态势及我国对策研究》,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2期。

(25)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2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315页。

(27)[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51页。

(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7页。

(29)陈联俊《网络空间中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挑战与应对》,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6期。

(30)熊光清《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形式、特征及影响》,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

(31)赵崴斐《多元舆论场中党的舆论引导能力研究》,载于《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1期。

(3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217页。

(3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221页。

(34)罗昕、支庭荣主编《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研究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35)[美]弥尔顿·L.穆勒《网络与国家:互联网治理的全球政治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3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220页。

本文作者:陈联俊(2019最火现金棋牌官网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人大复印《中国共产党》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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